智库：全年实现经济预期完全可能

亲属容隐就其根源、发生、欲决两难、宗旨、所达效果，则远超出刑法甚至法律，而进入伦理的、政治法律的、社会的乃至信仰的深广领域，意义丰厚。

通过市场交易通常有可能修改权利的初始界定。不过，国内法学界往往将法律经济学的效率观，当作可以直接裁判具体法律争议的普适性原理原则，从而得出似是而非甚至有悖常理的荒谬结论，既贬损了法律经济学的声誉，又阻碍了法律经济学本土化的进程。

科斯用于分析权利冲突的第一个实例，即其曾经在1959年发表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提及的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中，面临已经有数十年生产制造历史，研钵和杵的噪音几乎同时产生的被告糖果制造商，以及后来搬入并在居住8年后才紧挨噪音声源处新建诊所的原告医生之间的讼争，法院爽快地发出了医生所要求的禁令，责令糖果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而且没有考虑给与其任何赔偿或者补偿。甚至在糖果制造商接获法院禁令而没有能够及时停产而导致医生收入继续减少，或者中国城市中的旧房住户没有按照未经授权的开发商的要求迁让，致使后者延误开发时间造成损失时，还要赔偿损失。在贝尔格雷夫广场构成妨害的事，在伯曼德塞就不一定。在所有涉及有害影响的案例中，经济问题仅仅是如何使产值最大化。因此，法律经济学原理原则与法院具体案件的处理方法之间相互对立，无法协调。

但是，在个体决策的语境内讨论社会安排的选择时我们必须牢记，现有制度的变化使得某些决策者的境况改善的同时，也难免让其他人的境况恶化。比如，根据新的环境保护要求以及立法机关制定或者重新修改的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限制或者消除原先合法但在新法规制之下变得违法的有害影响，假如必然会给加害者带来损害，以及被责令关闭工厂、搬迁厂址、强制征收重税或者建造防治有害影响继续发生的设施增加了私人及社会成本，导致企业亏损或者因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提高而需求减少，从而影响到该企业员工就业、社区发展、买家成本相应增加等等各种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就不能贸然决定。亲属容隐势在必行，应运而生。

[5]《论衡》卷3《本性》，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43]《周易?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三，法网密布、严刑峻法，直接破坏伦理。[15]《孝经?圣治》，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更有甚者，野心家阴谋家一贯以革命名义，行一己私利。若离开神性，则迷失方向。

一些国家认同这思想，对基于背叛、出卖的证词从法律上明令禁止。如此等等，处心积虑，其结果，在伦理，残害至亲，伤恩薄厚[32]。[36]《汉书》卷5《景帝纪》(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一个人如果把他的全部爱情集中在他的家庭，或者竟然不顾他的家人，而在利害冲突之际，偏向了陌生人或偶然的相识，我们就要责备他。

一方面，人性基于自然性，是大自然的声音，就是它使我们感到愉快。其中，权利义务分化、转化，进而扩张、深化、提升为伦理豁免，蔚为传统。[14]韩愈：原性，《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规定一家俩弟兄以上者须分居、异财，否则赋税加倍，这背离基于家庭、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必然强化家庭伦理的内需。

当然，这三维度可能冲突。于是，人性和个人前途甚至生命对立起来：持守人性底线，可能搭上个人前途甚至生命。

约法省禁[35]扫除繁苛，与民休息。当此两难，法律也势必两难：或者，坚决要求该亲属履行举证义务，举证其涉嫌违法犯罪的亲友，而陷入深一层两难：也可能，该举证义务因绝大多数人出于人性，主观上不愿履行，客观上即使强迫也不能履行，而落空，同时不同程度上损害伦理。

注释: [1]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一类伦理事实均从正反面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共同凸显人性的特定层面。第三，任用法官务必仁厚爱民，重人命全人命。[44]惟其如此，亲属容隐渗入深广领域，意义丰厚，并和有关制度相辅相成，有利于保证社会国家长治久安。人是自然存在，是自然子系统，有自然性。[17]《孟子?尽心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公权力运行中，鼓动、强制夫妻反目、亲子结仇、同胞残杀、朋友背叛，从脱离关系、划清界限甚至落井下石，更不用说师生、师徒、上下级间从告密到出卖，恶性繁衍甚至成风。[21]对此人性之素，须起码又充分承认和尊重，即满足发自人性的需要，由他的人性进行治理[22]，防止非人性反人性。

在阶级斗争最残酷的阶段，致人于死地的子弹常常来自亲友。影响所至，政治行为甚至日常生活中，人人自危，为了自保，揭发亲友更遑论他人，以证明自己革命。

诉诸并寄希望于强制，则只会生恶，不会生善。由此以往，才能保证有关制度不仅是确定的、贯彻执行一般性规则，而且基于公平正义，换句话说，基于对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否则这个制度就会不可行，而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所以它会不断地被人们所违反，进而它也不可能提供准确性，而这种准确性则正是该制度存在的理由。

[35]《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显而易见，如果否定亲属容隐，那样的所谓法律一无可取，为了后代的幸福[27]，必须废除。若强迫亲人间彼此监督、举报，无异于自我背叛其婚姻、家庭，势必从本根危及家庭稳定，危及伦理秩序，是犯罪行为，其危害不言自明。内容提要: 违法犯罪嫌疑人亲属对特定违法犯罪事实有无举证义务？这，单从法律上，似无疑义。

其中，随着研究日趋细化深化，亲属容隐的人性根源从2007年起受到关注，有几篇论文问世。[30]《晋书》卷30，中华书局1974年版。

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纳不二也。[3]《礼记》卷51《中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那些接受了大自然理性馈赠的创造物也接受了正确的理性，因此他们也接受了法律这一馈赠，即运用于指令和禁令的正确理性。历史上，秦隋等王朝强大一时却迅速覆没，周、唐、汉等王朝则长治久安、繁荣兴旺，分野之一在是否行亲属容隐，从而表明，亲属容隐是长治久安之道。

口头上冠冕堂皇，肚子里男盗女娼，祸国殃民。古代暴政、现代独裁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更不可能完全消除，即便暂时、局部、枝节上扭曲，虽如秦之绝灭先王礼法，然依旧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妇，依旧废这个不得。而将其特定举证义务豁免，而交由他人或公权力履行。另一方面，法律关系被破坏，既因特定当事人出于人性、敦睦伦理而破坏，也因公权力出于各种复杂原因而破坏，同时也严重破坏伦理。

[29]吴兢：《贞观政要》卷2《任贤》，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如洛克所说，每个人依本真心理，按血缘亲疏远近而顾及亲戚和熟人，最后才考虑陌生人、不相关人。

第四，尤其是首立并行亲属容隐，进而行伦理豁免。超出常人接受能力、行为能力，不切实际大幅度抬高对公民的要求，如此不人性要求至圣如尧舜尚且都做不到，却强求普通人必须做到，那么，究竟有多少人能做到？迫于淫威，有多少人能不作假而不怀疑？如果靠公权力强制大义灭亲，则势必危及私权利，危及伦理，残害人性，侵犯人权，破坏公序良俗美德，最终也伤害法律本身，充其量只是以恶制恶。

认为人际关系只和商业交易一样，彼此算计和利用，君臣关系如此，甚至父子、兄弟之间莫不如此。[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